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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该言论客观上说明了

某人认为：“吾国数千年来之社会生活，莫不受名教羁縻之苦。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思想之不自由，莫甚于此……故吾人今日者，果欲创新生活，涤新道德，求为廿世纪之新国民,则必自实行其思想革命始。除昔日保守盲从之习惯，而砺今日自由意志之精神。”根据材料，持有上述看法的一定是

陈独秀在1915年说：“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这表明他

李大钊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现它，确定它了。”李大钊认为史学研究重在

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强调写文章“须言之有物”的是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节选》中写道：“（20世纪初）尽管中国告别了过时的政治体制，往昔的阴影却继续沉重地支配着社会习俗和思想生活。……民国的创立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和平与秩序，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相信，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进步的社会。”材料试图说明

史学家陈超麓认为“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中产生的。一百数十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鸦片战争后，渐知诸事不如人，只有学习西方。第二次则是反思何以学了西方仍然失败”。“第二次反思”开始于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仅）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了……”这反映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局限性是

袁世凯《大总统祭圣告令》：“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申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袁世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