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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下的通货紧缩成因
(1)结构性因素。长期累积性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当前通货紧缩的极重要原因。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由此也决定了通货紧缩有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两方面的原因：就供给结构而言，其矛盾集中在，一方面大量的低效和无效生产能力难以淘汰；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低效和无效的生产能力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而淘汰，便会加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导致价格持续低迷和价格机制失灵；同时，低效和无效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淘汰，便会造成资源的无效占用，从而挤占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资源，限制其规模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随着我国短缺经济的消失及“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结构应该由以价格竞争为中心的初级竞争结构向垄断竞争结构转变，这一过程显然是由于传统的行政分割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而被大大延迟了。集中表现为：优势产业和企业难以通过跨部门、跨所有制、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兼并重组而集中，从而无法实施规模效益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就整个市场组织体系来讲，则无法形成有序、合理的市场分工格局。只有真正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根治恶性竞争的“顽疾”，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双赢，否则，供给低水平的过剩局面将无法改变，价格持续下降的趋势将会延续。这就是形成通货紧缩的供给结构方面的原因。
另从需求结构看，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变化远没有现有统计数据反映的那么快，消费结构升级仍然存在较多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约束。统计上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比实际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农产品价格的过度下降有关，从实际消费量看没有这样大的变化。另外，从消费的内部结构看，医疗、居住、交通和文化教育等项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也并不主要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消费需求加快增长所致，价格因素起了相当突出的作用。近几年公共物品和居住等的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是合理的，但多数是不合理的。这一涨一跌，使得消费结构看起来是明显地升级了，而且升级的速度明显超过了之前的所有时期，显然，这有相当大的“虚增”成分。反过来说，如果消费结构真的发生如此快的变化，消费需求增长应该是持续加快的，而不是像近几年这样一直“不温不火”。从实际消费看，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还没有真正形成，如汽车消费、住房消费等增长开始加快，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限。这些新消费热点的发展还面临相当多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限制因素，它们有相当大的潜力还有待不断挖掘。实际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必然对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形成压力，从而加剧通货紧缩。
(2)体制性因素。结构性矛盾之所以不断积累和难以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改革的滞后和不到位。这里重点分析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对通货紧缩的作用。现在多数学者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传导机制出现体制性梗阻，如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体制性的贷款乏力，贷款多集中于国有大企业和偏好于持有大量国债，不注意金融产品的创新，以适应贷款需求的变化，而是过于“求稳”；与之相关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缺乏实质的推动力；还有就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体系不完善，间接融资比例仍然过大，风险过度集中，直接融资比重提高缓慢等。以上这些不过是金融体制性问题的表象，金融体制问题实质是没有建立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制，银行股份制改革滞后于一般的国有企业。这样的金融体制已严重不适应社会对货币和各种金融产品的需求，结果只能是货币投放了或贷款增加了，但资金却在表面循环，无法进入到实体经济中运转。因此，才形成了表面资金过剩、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严重“贫血”的现象。实体经济资金供血不足，必然导致社会投资的萎缩，这一点再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资本回报率下降结合，构成了通货紧缩的金融体制性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体制性因素造成或加剧了通货紧缩：(1)现有税制仍然存在一定缺陷及企业的税赋相对较重等，如对汽车实行10%的消费税、燃油税改革迟迟不能实施、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等；(2)社会信用发育相当不完善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过高；(3)投资体制改革滞后，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成长，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和民间投资需求不足。
(二)经济增长下高失业的原因
“高增长低就业”是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免增加失业，就业存量面临剧烈的结构性动荡。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容纳了过多的“隐性失业”，在市场化改革中必然释放出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大量转移，而第二产业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正在提高，吸纳就业相对减少。高素质劳动力包括熟练技工明显不足，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加入WTO后，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将加剧结构性失业。
(2)新增劳动力供给过剩将持续较长时间。中国劳动力供给正处于近年来的高峰期。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有所控制，但人口增长高峰还需一代人的时间才能逐渐放缓；20世纪60、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目前正值生育年龄和就业年龄；加之人口基数过大，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如何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将是必须长期面对的严峻挑战。
(3)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世界银行数据表明，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拖累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工业快速增长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乏力，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容量的扩大。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个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
(4)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一般每千人平均有50个企业，而中国每干人企业数平均不到9个(其中包括把 10个个体户折算为1个企业)。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有中小企业，在发展环境上还面临不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