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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观测天象过程中对宇宙也有认识，形成了一些宇宙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以为“天圆地方”， “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是对天地结构比较直观的认识，起源于周初。它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很大。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利用影长测量数据试图把盖天说构造成一个天地几何模型，说明日月出入、昼夜变化等各种天丈现象。但由于天地平行和圭表影长“千里差一寸”的基本假设有误，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盖天说对绘制星图、测量天体坐标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汉代有一种星图叫做“盖图”，大概就是按盖天说的原理绘制的。此外，天体的赤道坐标在中国古代是“入宿度”和“去极度”，与盖天说并不矛盾。

汉代出现了浑天说，大概出现在太初改历之时。东汉张衡的《浑天仪注》对浑天说有非常形象的描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可见浑天说的本质就是对天球的认识。浑天说对后来天文观测的影响很大。有了浑天说，就有了浑仪，并且有可能在浑仪上加黄道、白道等，使天体位置测量越来越精密。

宣夜说是一种认为宇宙无限的气宇宙论，是汉代的郗萌提出的学说。认为“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这种宇宙论虽然对天文测量和天文历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却启发人们对宇宙本原和天体演化的认识。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根据这种气的宇宙论提出了关于宇宙演化的猜想。他认为宇宙起先只是阴阳二气，两者旋转磨擦，磨出一些渣滓，结在中央，便形成地。气之清者就上升成为日月星辰，在外周转不停。这个宇宙演化理论虽然还很粗糙，但其气漩涡论却比西方著名自然哲学家笛卡尔的宇宙演化漩涡说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宇宙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西方的传统开始于古埃及巴比伦，到古希腊时期形成星座体系，以神话中的事物为主。中国星官体系则完全不同，是把人间帝王社会搬到了天上。天地是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中国古代的天与人之间才那么的接近。“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关联，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根本的目的是探究天人关系，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

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看起来似乎越来越不重要。其实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当我们探索宇宙越深入，就越发现我们人类是与宇宙紧密相关的。例如，现代天文学探索宇宙中的地外生命，就是出于对我们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只有当我们关心人，才可能更好地探索宇宙；也只有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宇宙，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摘编自孙小淳《中国古代天文学：何为“天极”》）

郝处俊，安州安陆人。甫十岁而孤，故吏归千缣赗之，已能让不受。及长，好学，嗜《汉书》，崖略暗诵。贞观中，第进士，解褐著作佐郎，袭父爵。兄弟友睦，事诸舅谨甚。召拜太子司议郎，累迁吏部侍郎。高丽叛，诏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处俊副之．师入虏境，未阵，贼遽至，举军危骇。处俊方据胡床，体胖，安餐不顾，密畀料精锐击之，虏却，众壮其谋。入拜东台侍郎。时浮屠卢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续年”。高宗欲遂饵之，处俊谏曰：“修短固有命，异方之剂，安得轻服哉? 昔先帝诏浮屠那罗迩娑寐案其方书为秘剂，取灵花怪石，历岁乃能就。先帝饵之，俄而大渐，上医不知所为，群臣请显戮其人，议者以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鉴不远，惟陛下深察。”帝纳其言。上元初，帝观酺翔鸾阁，时赤县与太常音技分东西朋，帝诏雍王贤主东，周王显主西，因以角胜，处俊曰：“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公朋造党使相夸，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帝遽止，叹曰：“处俊远识，非众臣所逮。”帝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天下者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事遂沮。开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哀叹其忠，举哀光顺门，祭以少牢，赙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诏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辞，未听。裴炎为白帝曰：“处俊阽死，诿臣曰：‘生无益于国，死无烦费，凡诏赐，愿一罢之。’”帝闻恻然，答其意，止膊物而已。处俊资约素，土木形骸，然临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议论谆谆，必傅经义，凡所规献，得大臣体。                     （节选自《新唐书·郝处俊传》）

参考译文：

郝处俊，安州安陆人，刚十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父亲的原属吏送来上千细绢作为治丧的财物，处俊辞让不接受。他长大后，爱好学习，特别喜欢《汉书》，大致都能背下来。贞观年间，考中进士，任著作佐郎，承袭父亲的封爵。兄弟间和睦友爱，侍奉舅舅们很是恭敬。朝廷召他去任太子司议郎，逐步升官至吏部侍郎。高丽背叛时，皇帝诏令李勣任浿江道大总管，郝处俊任副总管。军队到了贼人境内，还未列阵，贼人突然袭来，全军都张惶失措。那时，郝处俊正靠在胡床上，他是个胖子，安然坐着吃东西，同时秘密派精锐轻兵迎击。贼人退去，大家都认为他有胆略。郝处俊入朝被任为东台侍郎。那时僧人卢伽逸多会炼丹，说是可以延年益寿。高宗打算服用，郝处俊谏阻道：“人寿长短，是天所定，异域的药剂，不能贸然服用。以前先帝诏令僧人那罗迩娑寐根据其配方炼置秘剂，取灵花怪石，炼了一年才炼好。先帝服用了，不久就病重了，医生不知该怎么办，大臣们请求公开杀了僧人（示众），有人认为这样做会被（让）夷狄取笑，所以这没有执行。前车之鉴不远，请陛下深思。”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上元初年，高宗皇帝在翔鸾阁大宴群臣。那时赤县与太常的音乐演出班子分东西朋，皇帝诏令雍王贤掌握东朋，令周王显掌握西朋，要他们比赛角胜。郝处俊劝说：“礼中要教育孩子不说谎，是担心孩子们会生出欺诈之心。现在两位王还很年轻，意志品德尚未定型，就让他们聚朋结党，相互夸示。这不是教导仁义、表现雍容和祥的办法。”皇帝于是即刻制止，并感叹：“处俊有远见卓识，非一般臣子所能比得上。”皇帝体弱多病，想退位给武后执政，郝处俊劝谏说：“过去魏文帝曾制定法令：‘皇帝驾崩，不允许皇后临朝管国政。’如今陛下为什么身还健在就要传位给天后呢？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陛下应该谨守李家宗庙，传给子孙，不应该将国家送给他人，使自己宗室沦丧。”传位事就此作罢。开耀元年(681)死，终年七十五岁。皇帝哀叹他的忠心赤诚，为他在光顺门举哀，用少牢祭奠，送治丧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诏令百官都去哭祭，官家安排其入葬事宜。其子郝北叟再三辞谢，皇帝没有听从。裴炎为此禀告皇帝：“处俊病危时，委托臣说：‘活着时没能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死了不要麻烦浪费。凡是皇上有诏书赏赐，希望一概（全都）推掉。’”皇帝听了后凄然动容，为酬答他的愿望，只送了治丧之物。郝处俊天性诚朴不多话，其貌不扬，然而有事时敢于直言。自从当政以来，在皇帝面前谆谆议论，定要引经据典，凡有所规劝献策，都不越大臣之礼。

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①

沈佳期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洛浦②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

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注]①作者和杜审言都于神龙初年（705）流放岭南，杜审言先起程过大庾岭去峰州（今越南境内），沈佺期随后也过大庾岭去驩州（今广西崇左县）。②洛浦：洛水之滨，这里指唐东都洛阳。

【赏析】首联即切题“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是描写过大庾岭的情景。诗人离开京城长安，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来到大庾岭上，顿感天长地阔，宇宙之闳浑无穷。然而这脚下的山岭却是个分界线，过了岭就是“蛮荒”之地风土人情大不一样了。此时诗人不免产生“去国离家”将为“异域之人”的感叹，觉得自己如同那天空飘浮不定的云朵，不知去往哪里。“见云白”，是诗人对岭南的第一个印象和感受。我国古代诗歌中“白云”和“游子”有某种联系，如“浮云游子意”等。诗人利用这传统的表现手法，以自然澹远之景表现游子浓郁的深情。

颔联写景，以对比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抒发思国怀乡的感情。诗人回忆自己家乡美丽的风光，想象崇山可怕的湿热蒸郁之气，两相对比，倍觉凄苦。

颔联承“去国离家”，上句抒写对京洛风光的眷恋，下句言置身大庾岭头时百感交集的情怀。“洛浦”，即洛水之滨，这里指唐东都洛阳。风光，即风物。武则天执政时期，诗人经常侍奉武后及其臣僚们于洛阳。作为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的风物之盛，自然是诗人亲历目睹过的。如今，诗人站在大庾岭上，行将踏上瘴气弥漫的南国之地，不免产生生死难卜，今非昔比的感慨和帐惘。

颈联转为怀友，“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上句中的人指杜审言，意思是说：南海风高浪急，你可平安地渡过去了吗？是否已到达了峰州呢！下句“北望”似说自己，又似与朋友谈心；看那鸿雁到了衡阳就不用再向南飞了，待春暖花开就可返回故里。言外之意是：我们还不如雁，只能继续行役向南，归期无望。“几群”含意丰富，耐人寻味：那鸿雁且能“大小相从”，有群伴儿。而你我则分飞天涯，孤苦伶仃，要是我俩能像雁儿一样作伴就好了。这句诗抒发不堪回首的孤寂之情，进一步表达对杜审言的深刻思念。

尾联回应首联，婉转地表达了盼赦的愿望。“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是写京都长安与岭南流放地之间虽然山重水复相距万里，但隔山隔水，隔不住思念君王的心。诗人所日夜盼望的是再拜见贤明君王的那一天。这联诗的遣词炼意很精妙，既表达了思念君王之赤诚，又没有谄媚阿谀之意味。将此联与前几联合读，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沈佺期的七律，素来被认为高华典重，但此诗却不同于那些应制之作。它体现出了“朴厚自是初唐风气”。（《载酒园诗话又编》）《围炉诗话》亦评说道：“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词，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诗人从北方的宫廷走向南荒的流放生活，心与境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写出了这真挚动人气韵流畅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