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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音乐家张曙

张曙原名张恩袭，1908年9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坑口乡柔川村一农家小院，“张曙”这个名字，是他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田汉为他取的，寄意他在音乐道路上如“初生曙光”，大放异彩。

童年时期，母亲所教的山歌，随处流传的微调，无不给幼小的张曙以音乐的启蒙和艺术的滋养。从此，他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1年底，张曙随在外经商的父亲到浙江衢州，先后就学于衢县高等小学、浙江省立八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段时间所受的教育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1925年3月，浙江省立八中调来音乐教师华盖，华盖对张曙重点培养，使他在音乐上进步神速。华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对张曙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6年秋，张曙中学毕业，没有按照父亲预先设置好的人生道路投考法政学校博取仕途，或是回乡经商。张曙执意报考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在上海艺术大学求学期间，张曙结识了著名戏剧家田汉。

1927年起，张曙开始了左翼音乐创作，一首首激昂的革命歌曲，一部部鞭挞万恶旧社会的话剧配乐，使张曙的音乐才能锋芒初露。1928年，张曙考入当时国内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跟随俄国声乐教授斯拉诺娃和声乐组主任周淑安学习声乐，还师从黄自学习作曲，师从朱英兼修二胡

1933年1月，张曙在田汉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革命工作与音乐事业彻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35年是张曙创作的高峰期，他为话剧《洪水》写下了三首插曲《风雨催眠曲》、《云儿词》、《筑堤曲》，又先后创作了《爬山运动歌》、《青年劳动歌》、《抗战进行曲》等一系列进步歌曲。

1936他在南京《新民报》发表了《谈作曲》、《看〈回春之曲〉后》、《谈谈国难时期的音乐运动》等音乐文论，坚决反对在国难当头之际“制作消闲音乐”，“把音乐完全趣味化”。张曙进一步阐述用音乐去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的主张与手段：“我们既然要通过音乐去唤起大众、组织大众，那末我们必得先要懂得大众的疾苦与希求。倘若你没有懂得大众的生活情绪，无论你的作曲技巧怎样高，你一辈子也作不出大众真正需要的音乐来，所以我们得要先从大众去学习，然后才能去教育大众。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连夜创作出话剧《卢沟桥》，交由张曙配乐编曲，张曙借用河北民间戏曲《小放牛》的曲调改编《卢沟问答》，此曲在南京公演后不胫而走，成为社会大众人人爱唱的抗战歌曲。同月，张曙深感于国家危亡，倾力创作抗战歌曲的力作《保卫国土》。歌曲铿锵有力，听众为之感奋不已。之后，张曙还为阳翰笙的电影剧本《夜奔》写了插曲《一条心》。与同时代的新音乐工作者相比，张曙对民间音乐钻研颇深，其抗战歌曲汲取生活中群众呐喊呼号的音调，不仅极具民间风味，也体现出奔放不羁、热烈雄浑的战斗精神。

1937年12月，张曙受田汉邀请为田汉新作《最后的胜利》编曲。根据剧情需要，张曙采用民间山歌的曲调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作《日落西山》，以民间习见的情歌题材，抒发出仁人志士抛却儿女情长，毅然走向抗日战场，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高尚情操。歌曲风格清新，曲调明快优美，很快流传全国，不仅是著名的抗战抒情歌曲，更作为声乐教学的经典曲目广为传唱。

台儿庄会战后，田汉创作诗歌《洪波曲》，交由张曙作曲。张曙决定将此谱写成大众化的进行曲，以铿锵有力的节奏，通过齐唱与合唱等形式，将台儿庄会战的壮烈场景栩栩如生地加以呈现，表现出中国军民精诚团结、血战到底、众志成城的磅礴气势。此曲很快便流传开来，成为他一生最负盛名的抗战歌曲。

据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记载，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在太行山上》刚刚写就，由于来不及教给歌咏队队员，又想及时介绍给广大群众，于是张曙就找到林路以二重唱的形式进行演出，使这首歌曲迅速传遍武汉三镇，唱响全国。张曙还先后发表了《唱歌的声音与感情》、《聂耳作品的历史性》等音乐文论，强调“要从日常生活中，多方面的深切地去体验，敏锐地去观察”，才能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从而正确地把握与诠释作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张曙辗转撤往广西桂林，据与张曙朝夕相处的林路回忆：“他除了组织领导歌咏活动外，主要是推敲那首《十二月抗敌歌》。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音节他都细细琢磨，时时都在吟唱推敲，几乎把他所知道的民族、民间音乐知识全部倾注在这个作品中。”

不幸突如其来，12月24日中午，年仅30岁的张曙牺牲于敌机轰炸。他短暂一生创作出200余首抗战革命歌曲，以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斗志昂扬的爱国热情，鼓舞和教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

（摘编自黄敏学《洪波一曲壮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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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上的两员猛将……救亡歌咏便是最显明的，代表了大家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众发出了要求团结的呼声。张曙先生便是这样的工作者中的一个，这功绩是永远、永远不磨灭的。

——周恩来

②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

抗敌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肝胆，豪杰其兴。

——郭沫若

失忆人

张铭书

那天的事有些怪。

上午九点左右，我从单位出来沿着一条街匆匆往前走，走到下一个路口时，不由停下步子，拿不准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应该拐个弯儿。我问自己，你准备去做什么呢?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接下来，我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了。我从一块橱窗的玻璃里照见了自己，里面映着一个约莫三十岁的神情沮丧的男人。我问，这男人是谁呀?橱窗当然不会回答，于是我转过头问身边的一个行人：“喂，我是谁?”那人打量我一眼，突然撒腿就跑。我望了一眼头顶的太阳，想，难道我是突然降临到地球上的一个外星人吗?

这时一名警察出现在我面前，先前被我吓跑的那位行人指着我对警察说：“就是他!他是个疯子!”

警察将我带到了派出所，他们翻遍我全身的口袋，也没找出任何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

这时我才真正害怕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同这个社会的所有联系被割裂了，沦为世界的一个孤儿，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怖。

这时从旁边办公桌走过来一个年轻的警察，对着我的脸端详了好久，又让我站起来看了看身高，对其他警察说：“他可能是苏老板的儿子，一星期之前苏老板已报过案，他儿子苏威想买辆法拉利跑车，结果苏老板只买给他一辆帕萨特，苏威一生气将车砸了，然后跑得无影无踪。苏威平时有吸毒的行为，有时脑子会不太清醒。说不定就是他。”别的警察就说：“那就快给苏老板打电话吧。”

我一听原来自己是一个如此有钱的人，不禁非常得意。

不一会儿，苏老板的电话接通了，说，他儿子的尸体已经找到了，不必麻烦警察了。

我的心情非常失落。

办公室里进来一位少妇，她用轻柔动听的声音问：“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位找不到家的男人是吗?我老公爱喝酒，喝多了酒就不记事儿，昨晚跑出去至今没影儿，我想是不是他?”

警察朝我一指：“就他。自己看吧。”

那位少妇丰腴而妩媚，娇艳欲滴。她带着一股香气朝我走过来。我高兴得眼睛放光。

但她还没到我跟前就扭身走开了。

我心里难过极了。惆怅万分。

一位居委会大妈来办公室办事，看到了我，好奇地瞧了又瞧，嘴里不住嘟囔：“这个人看起来好面熟呀!上个星期，我们小区大白天招了小偷，被看车棚的老李发现了，两人扭打了一阵，老李打不过他，让他跑掉了，我听到吵嚷赶过去时，远远看了小偷一眼，和这个人非常像!”

办公室的警察们全都警惕地盯着我，眼神儿一下全变了。一个警察掏出手铐，将我铐在椅背上，然后对居委会大妈说：“你快去叫来管车棚的老李辨认一下，看是不是小偷?”

我吓得从椅子上瘫下来，想，哪怕是个民工也好呀，怎么偏偏是个小偷呢?实在命苦!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大会儿，居委会大妈和一个老头儿进来了。大妈喘着粗气，说：“老李，你看这人是不是前几天跟你打架的那个小偷?”

老李的目光如刀子一样恶狠狠地朝我戳了过来。然而那目光碰到我后马上变得柔软起来，他笑眯眯地说：“这不是张小鱼吗?你怎么在这儿?”

大妈：“原来你们认识呀?”

老李：“岂止认识!我跟他爸是战友。经常到他家里喝酒，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一个警察赶忙过来帮我打开手铐。

我听到自己并非小偷，心情放松了些，但仍记不起老李这个人，望着他不住地摇头。

老李显得比我还急，掏出手机摁了一串号码。

打完电话，高兴地对我说：“通知你爸了，你爸说你媳妇一会儿就来接你。”

我不由对张小鱼这个人起了兴趣，问：“张小鱼是干什么的?是个怎样的人?”

老李：“是个办公室小职员，心眼不坏，但也没多大本事，普普通通一个人儿。”

半小时后，进来一个几乎可以忽略性别的瘦小平淡的女人。老李说：“你媳妇接你来了。”

我傻愣着，认不出她是谁。

那女人很生气，突然冲上来，照着我的脸响亮地掴了一巴掌：“我让你跟我装蒜!”别看瘦小，手劲可不小。

这一巴掌让我眼冒金星。

等金星消散以后，我突然记起她叫王金萍，是我的老婆，同时也是一位内科医生。

王金萍打完我后抹了几把泪，对其他人说：“他这是暂时性失忆症，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

我跟在王金萍后头走出派出所的时候，突然想起不知从什么书上看过的一句话说，人生从来不像臆想中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那么坏。我虽不是有钱人，无权无势，也没有一个漂亮的老婆，但我也不是一个小偷。这样，老天就算很照顾我了。很好。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有删改)

秋思①

陆游

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

砧杵敲残深巷月，井梧摇落故园秋。

欲舒老眼无高处，安得元龙百尺楼②。

【注】 ①本诗写于嘉泰三年(1203年)，这年陆游七十九岁，居住在山阴故乡。

②元龙：陈元龙，即陈登，三国时人，素有扶世救民的志向。

“国学”这一概念随着“国学热”而为人们所熟知，它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其实，“国学”一词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周礼》中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的话。可见，“国学”这一概念最早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而不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用“国学”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一个流变的过程。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进展。为了区别西方的学术文化和中国两千多年来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传统学术文化，人们把前者称为“西学”，而把后者称为“中学”。此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有人将西方学术文化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称为“旧学”。也有一些学者出于保存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称为“国粹”或“国故”。后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均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学”一词逐渐通行起来。

今天，我们使用“国学”这个概念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整体性、综合性有着密切关系。这里所说的整体性、综合性，不是说“国学”等于经、史、子、集的简单相加，而是说所谓“经学”“史学”“子学”“文学”都是在同一个文化母体中生成的，它们在内涵上是交叉互通的。

“国学”这一概念为我们从整体上观照和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特征与内涵提供了独特视角，有助于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首先，从古代目录分类来说，经、史、子、集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这四大部类书籍，实际上有很多是相互交叉的。比如说，《诗经》本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尚书》本为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但皆被尊为经。其次，经、史、子、集各部类本身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性。例如，经部的书也包含着自然和社会的丰富知识。子部的书也是这样，像《管子》中就有农学方面的内容，《墨子》里就有逻辑学、几何学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各类书作者的知识结构往往是复合型的，而不是单一的。最后，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要求从整体上去综合把握。一般来说，学哲学的应读经部和子部，学历史的应读史部，学文学的应读集部。然而，只要我们的学习和研究略微走向深入，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部类中，因为认知的对象、研究的问题常常涉及方方面面，必然要求我们有比较广泛的涉猎。所以，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是经、史、子、集兼通的。

因此，可以认为，用“国学”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更能凸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自身的特点，更切合其整体性、综合性的学术风貌。“国学”概念提供的独特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经、史、子、集的内在联系，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文化内涵。

(选自边家珍《“国学”概念的独特视角》，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