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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林镇。由于受到曾留学日本的父亲和喜欢新思想的母亲的深刻影响，费孝通在蒙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

1928年，带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医学，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光靠医学是不能解决的，而是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于是在1930年，在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夏，在老师吴文藻的推荐下，费孝通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开始了广西特种民族考察。考察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身受重伤，在养伤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对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带着他养伤期间的调查结果远赴英伦深造。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出国前的社会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成名大作——《江村经济》。在书中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中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江村经济》于

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被欧洲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奉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7年费孝通因创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成了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文革”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一切学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复出。当事后有人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出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时，他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走，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的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正如他晚年所写的《江村偶读》一诗：“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用生命、劳动和乡土完美结合的爱国情怀是最不怕岁月冲刷的。

（摘自《大师中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王超华《一代宗师费孝通》）

②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如何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并为此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访英伦》等。                                               （蒋

晔、武京予《费孝通》）

新晴山月

文同

高松漏疏月①，落影如画地。

徘徊爱其下，夜久不能寐。

怯风池荷卷，病雨山果坠。

谁伴予苦吟？满林啼络纬②。

【注】①疏月：稀疏的月光。②络纬：一种草虫，又名“络丝娘”，即纺织娘。

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关于多起抢劫案

老邱

孙警官接到报案后，感觉到了案情的严重：罪犯居然不带凶器，大模大样地坐在路中间，只一句：“把钱和值钱的东西放下，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就把行人的财物给劫了。

报案人是个青年女子，她是在下夜班的路上被劫的。那个女子面带惊恐，在孙警官的面前还不断地发抖，她边哭边说：“天也黑，路也黑，那个劫道的，坐在路中间，我骑着自行车，差一点撞了他。他说话的口气并不很横，还有点像商量。”

“那你就把钱和金项链给他了？”孙警官有些不理解，“他又没拿刀，也没用枪逼你。”“我怎敢不给他？他不带凶器劫道，这说明他肯定是个高手。”

孙警官做过笔录，跟报案人来到现场，那是周庄到县城必经之路的中段，全长约两公里，路两侧生长着茂密的玉米。孙警官在案发现场查看了好一阵，没发现罪犯留下的任何  踪迹后，又扩大了搜索范围，他想在玉米地里找到罪犯在作案前潜伏过、或作案后穿越玉米地逃跑的路线，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孙警官决定蹲守。

一连几夜的蹲守，没有出现任何情况，计划便撤消了。孙警官又从周庄开始排查，可周庄连一个有劣迹的人都没有，连周庄公路沿线的县城居民中，有过前科的有几个，可均没有作案时间。案子只好搁下。

这天早上，孙警官刚到办公室，一位六十几岁的老人，由儿子陪着，来报案，说是昨晚，老人骑自行车夜里从县城到周庄，半路被劫了，1000多元钱归了那个抢劫犯，作案经过和那个青年女子被劫一模一样，罪犯也是坐在路中间，只说一句：“把钱和值钱的东西放下，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

孙警官说：“你才六十几岁，身体这么棒，怎么没反抗呢？”

“你说的轻巧，那贼人胆敢不拿家伙，还坐着，绝对是个高手。”老人心有余悸地说。

孙警官扩大了排查范围。因罪犯是在夜里作案，又是坐着，被害人无法提供体貌特征，调查陷入僵局。

时隔几日，又一个男青年报案。他的金戒指和50元钱被劫，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与前两起案件丝毫不差。孙警官有些冒火：“你年轻力壮，怎么不反抗？”男青年说：“他坐着劫道，不拿刀，也不带枪，证明他是有准备的，说不定玉米地里还有他的同伙呢！我可决不会为了一个金戒指搭上一条命。”

孙警官和办案人员再次蹲守多日，还是无功而返。

那条路上在平静了数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抢劫案，罪犯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

这次孙警官憋足了火，他每天夜里，换上女人的衣服，骑上自行车，沿那条公路往返几次，勾引罪犯上钩。工夫不负有心人，在第6天的夜里，当孙警官骑车至多次案发路段时，路中间黑糊糊坐着一人，那人不动声色，看孙警官近了，就说：“哎！哎！哎！把钱和值钱的东西留下，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

孙警官装出吓坏了的样子，哆哆嗦嗦地往怀里掏，他想让罪犯以为是因为害怕掏不出来，从而赢得时间观察一下是否有同伙。孙警官哆嗦了半天，也掏了半天，既没有罪犯同伙的出现，罪犯也极有耐心地等着。孙警官这才放心大胆地掏出手枪，对准罪犯的脑袋，大喊一声：“我是警察，把手举起来，你被捕了。”

罪犯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但依然坐着。孙警官的怒火一下就顶了上来：“你还挺牛，站起来！”

“我早就跟你说了，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罪犯说的很平和，也没有动。

孙警官顿时警觉起来，以为罪犯站起来是什么信号。他抓紧手枪，掏出手电四下里照照，没发现什么，回头踢了罪犯一脚，说：“你给我站起来，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麻烦法。”

在孙警官的逼迫下，罪犯艰难地从屁股底下摸出一副拐杖来，晃晃悠悠地站起。这时孙警官才看清，罪犯原来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患者。

（选自《感动中学生的100篇微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