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 热门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在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所有古代民族中，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对来世的执着真可谓无出其右者。对死后永生的热烈追求使埃及人不仅建金字塔，也修神庙。而且总趋势是，越往后，神庙便修得越宏伟高大，在豪华奢侈上无所不用其极。与之相应的是，祭司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人数众多，能量极大，而且越往后便越膨胀，越强势。

最初僧权还没有从王权中分化出来，国王就是最大的僧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僧权便从王权中分离出来了。既然国王必须依靠僧侣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那么国王与祭司之间很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宿命般的矛盾和冲突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两种势力在此消彼长的同时如何维持起码的平衡。随着祭司阶级权势日增，王权与僧侣势力间的平衡越来越难维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严重，且越到后来，越显得不可调和。事实上，从古王国后期起，祭司阶层就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强势，与王权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埃及社会在被迫供养一个强大的世俗统治阶级以外，还得遭受庞大祭司阶层的经济压迫和掠夺。在太阳神崇拜之新神学的强制下，埃及社会被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法老当作太阳神来崇拜，为之举行极其繁琐而又费用昂贵的仪式。同时，埃及人还为形形色色的小神祇修庙塑像，而且还举行复杂的祭拜仪式。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不用说，祭司作为一个寄生阶层，具有极强的剥削性、掠夺性和压迫性。

及至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僧侣的权势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新高度，阿蒙高僧的职务竟已不再由国王任命，而改为父子世袭!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四十六年的一次审判中，十名审判官中竟有九人为僧侣。僧侣阶级权势之大，无以复加，即便这一时期埃及国势日衰，也未见他们有所收敛。

甚至晚至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神庙僧侣仍然拥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这对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无疑是一种强大的震慑。为有效统治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国王不得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对祭司们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凡此种种表明，对死后永生的执着追求，使埃及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只能是一个成绩不菲的先行者，却不可能对西亚地中海世界进行深度的整合，这项工作只能留给后起的文明来做。这就是为什么较之“发迹”之前的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虽然所掌握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多得多，却没能表现出长久维系一个强大国家、使文明不断成长壮大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埃及文明作为最早的文明之一，虽然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帝国，虽然以种种方式包括军事行动启动了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整合进程，却注定只能是开个头而已。

(摘编自阮炜《文明的毒瘤》，有删改)

贾思伯，字士休，齐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寿，高祖时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释褐奉朝请，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颇为高祖所知，常从征伐。

及世宗即位，以侍从之勤，转辅国将军。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思伯儒者，谓之必死焉。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后为河内太守，不拜。寻除鸿胪少卿，以母忧免。服阕，征为荥阳太守，有政绩，因迁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授业，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寻以父忧免。后除征虏将军、光禄少卿，仍拜左将军、兖州刺史。

肃宗时，征为给事黄门侍郎。因请拜扫，还乡里。未拜，以风闻免。寻除右将军、凉州刺史。思伯以州边远，不乐外出，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舍人徐纥言之，得改授太尉长史。又除安东将军、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

于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方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学者善其议。

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时太保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为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肃宗《杜氏春秋》。思伯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思伯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为元义所宠，论者讥其趣势。孝昌元年卒。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贞。

(节选自《魏书·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

八声甘州

辛弃疾

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①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间。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②。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注：①杨民瞻，辛弃疾的友人。②杜甫《曲江三章》其三：“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

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撞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菜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赵涵漠

史铁生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但因为瘫痪，这个病人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可他的病情几乎未曾向好的方向转弯。年轻时那种想“抱着炸药包”与嘲笑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已经慢慢被磨平了。他说起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对史铁生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23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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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史铁生《我与地坛》）

②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授予史铁生“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时的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