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 热门试卷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

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漫成一首

杜甫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鸟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

赋得暮雨送李胄

韦应物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喜迁莺  晋师胜淝上①

李纲②

长江千里，限南北，雪浪云涛无际。天险难逾，人谋克壮，索虏岂能吞噬！阿坚百万南牧，倏忽长驱吾地。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

奇伟！淝水上，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坐却北军风靡。夜闻数声鸣鹤，尽道王师将至。延晋祚，庇烝民，周雅③何曾专美！

【注】①晋师胜淝上：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前秦的苻坚以百万之师犯晋，东晋谢安指挥八千军士在淝水抗击，并大获全胜。②李纲：北宋末、南宋初的抗金名臣。③周雅：指《诗经》中赞颂周宣王战功的诗篇。

岁暮

白居易

穷阴急景坐相催，壮齿韶颜去不回。

旧病重因年老发，新愁多是夜长来。

膏明自爇①缘多事，雁默先烹②为不才。

祸福细寻无会处，不如且进手中杯。

【注】①爇（ruo）：焚烧。②雁默先烹：雁，鹅；出自《庄子》“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公共汽车咏叹调（节选）

刘心武

车在西单站停靠了，可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而西单不停的，当时，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

你们非要在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

看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茬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真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转身冲着车下二位对吵起来。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寻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三十一岁。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给“红案”切菜备料，一个端盘儿。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四十块钱。这类事多了，韩冬生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一九七九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时，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犹豫，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从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公共汽车驾驶员远没有出租汽车司机自在和实惠。

看着川流不息的出租汽车，韩冬生越发想坚持他的罢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