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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留下的都是梦

宋石男

当宫崎骏讲述梦境的时候，就连废弃壁炉里的灰烬也会重燃。但就在9月初，这个72岁的白胡子老人、日本动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造梦师宣布不再造梦，隐退江湖——龙猫踯躅彷徨，狸猫放声痛哭，千与千寻返乡，移动城堡驻足，幽灵公主成绝响，世间再无风之谷。

作为一个很出色的故事创作人，宫崎骏很自然地便能把心中的故事告诉大家，这种才华使他成为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导演，他的动画如同造梦，众多的幽灵，会走动的城堡，会飞的拖把、小人等等，像魔法一样令人欲罢不能。每个人的梦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把它讲出来，就像宫崎骏做到的那样。

在许多人看来，宫崎骏的谢幕并不完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风起了》由梦幻叙事转向现实析述，冒犯甚至伤害了他的追随者。有评论人认为：“这是一个讲述明治维新以来，为了追赶西方而拼命富国强兵，结果国未富兵未强，破绽百出的故事。”媒体用“威尼斯电影节宫崎骏颗粒无收”一类的标题暗示这位动漫之神在退休之际已经跌下云端，却完全不顾他曾获奥斯卡动画长片奖并拒绝领奖的往事。事实上，宫崎骏压根儿就不在意名利场上的事情。不久前东京争取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宫崎骏被日本各界认为是制作东京奥运会宣传片的第一人选，但他直接回应说：“我不会为那些人制作影片。”

事实上，《风起了》与以往的动画不同，没有魔法没有童话，而更像一个缓缓流淌着叙述的纪录片，但它美丽温暖矛盾悲哀并充溢着宫崎骏永远的主题——梦想。还记得崛越二郎的那句话，“我只是想设计出优美的飞机”。“这部电影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是宫崎骏对《风起了》的唯一解释，而这句话几乎可以适用于他的每一部作品。

在全球动画界兴起用电脑作画的年代，宫崎骏坚持“老掉牙”的手绘方式。他的手绘，简单清新，适合回忆，就如枕头适合瞌睡、星空适合眼睛。水彩水粉的感觉用来描画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森林、田园，真是妙不可言，而晕染方式也很能烘托出饱含深情的色彩。记得看《红发安妮》，当安妮走过樱花林时，樱花如云，扑面而来，落英满地。虽然没有画出每一朵花，但层层叠叠的色彩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繁花似锦的景象，唯美得宛如梦境。

清新之外，宫崎骏又总喜欢加上工业时代的痕迹。形形色色的飞行器、喘气的烟囱、炽热的锅炉……宫崎骏痛恨工业对自然、对习俗的破坏，骨子里却又摆脱不了工业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从事飞机制造方面的工作，他工作后也曾赴苏格兰等地煤矿参观，这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他不少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场景都有些西化，却用非常传统的水彩画来表现；而有些作品如《千与千寻》的场景是传统日本风格，却又似有油画的感觉。不论画法如何，总有一种情愫，让人怀旧思乡。

在过去数十年里，站在乡村与山林，宫崎骏抵抗工业的侵略，意图保留那些固有的东西——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地理与生态，又随时准备接受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的宿命。宫崎骏曾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终有一天会毁在人类自己手中。在某种意义上，宫崎骏是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包括：对现实的强调，对技术手段的迷恋，政制对德性的垄断，自负理性对自然秩序的压倒性胜利，世俗自治对神灵的渎慢……宫崎骏大声反对这一切，却又身坠其中。

除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宫崎骏的作品还传达出浓浓的人文关怀，首先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上。宫崎骏创作的影片背景的画风始终是清新浪漫的，总有一种能让人想要回归自然的感觉，尤其是影片中出现的天空背景，给人以广阔无垠的感觉，使人不禁生出一种遐想，似乎想要到那背景中去寻找远离城市污浊空气的清新，去感受自然之美。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动物植物之灵，则体现了众生平等敬畏自然之心。《幽灵公主》可以理解为由于森林的消失而引起的来自神的报复，《风之谷》意在说明人与自然是既斗争又共生的状态。但宫崎骏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有人与自身的关系，他的影片大都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那些积极的性格向人们暗示：在学习博爱与宽容的勇敢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会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千与千寻》胆小瘦弱却很有爱心的千寻，《风起了》“唯有努力试着生存”的崛越二郎，《悬崖上的金鱼姬》“生在这世上，真好”的波妞……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发自生命根源的真善美，展现出的人类顽强的生命热情与人性的自然流露，作者视之为人类存在的希望。

如今，那些美好的作品他已经画完，那些美好的仗他也已经打完。现在，造梦大师谢幕，但梦不会谢幕。宫崎骏的离去，让每一个热爱他的孩子都感到酸楚，而这酸楚，在将来必定会融入回忆，与甜蜜合体。宫崎骏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如何想象未来，都要勇敢面对，凭着孩子时代的信念，凭着梦想出发的起点。最后，像他一样放手去梦吧，尽管梦有其伪装，有时也单调易碎，但它，犹如风吹着的童话，仍是这个世界美丽的惟一证明。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何攀，字惠兴，蜀郡郫人也。仕州为主簿。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所害，诬以大逆。时攀适丁母丧，遂诣梁州拜表，证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王濬为益州，辟为别驾。濬谋伐吴，遣攀奉表诣台，口陈事机，诏再引见，乃令张华与攀筹量进时讨之宜。濬兼遣攀过羊祜，面陈伐吴之策。攀善于将命，帝善之，诏攀参濬军事。及孙皓降于濬，而王浑恚于后机，欲攻濬。攀劝濬送皓与浑，由是事解。

除廷尉。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迁散骑侍郎。杨骏执政，多树亲属，厚封赏，欲以恩泽自卫。攀以为非，乃与石崇共立议奏之，奏曰：“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今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不安二也；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后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陈闻。窃谓泰始之初，及平吴论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纵不能远遵古典，尚当依准旧事。”帝不纳。

后杨骏反，以豫诛骏功。封西城侯，邑万户，赐绢万匹。攀固让所封户及绢之半，余所受者分给中外宗亲，略不入己。征为扬州刺史，在任三年，迁大司农。转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固让不就。太常成粲、左将军卞粹劝攀莅职，中诏又加切厉，攀竟称疾不起。及赵王伦篡位，遣使召攀，更称疾笃。伦怒，将诛之，

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阳，时年五十八。

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肃，爱乐人物，敦儒贵才。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义皆西州名士，并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攀虽居显职，家甚贫素，惟以周穷济乏为事。子璋嗣，亦有父风。

（选自《晋书·何攀传》 有删改）